梁涛 | 孟子的“仁政”与“王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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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对中国文化史影响至深至著，尤其在独立人格的塑造、士人气节的培养上，恐无其他经典可与之相比。唐宋以来便有学者指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氏醇乎其醇也”，“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师”。故作为中国人，都应该认真读读《孟子》……
—— 梁 涛
梁 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孟子研究院秘书长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孟子生活的战国中后期，正是古代社会大变动的前夜，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演变为战国时期的诸侯兼并，诸侯间战争愈演愈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这些战争不仅对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沉重灾难。《孟子》记梁惠王曰：“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梁惠王上》）就是魏国对外发动的几次著名战争。面对战争的惨败，梁惠王不是汲取教训，偃旗息鼓，反而急于报仇雪恨，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在兼并战争的刺激下，诸侯国君为了取胜不择手段，完全撕破了三代以来礼乐征伐的温情面纱。顾炎武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日知录·论周末风俗》）孟子反对诸侯间的战争，他站在民本的立场提出了“仁政”说，对孔子“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发展。孟子“仁政”说的思想基础是民本论，其根据则是性善论。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
“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也就是人皆生而即有的仁爱、同情心。“先王”指尧舜和三代之王，孟子认为“先王”将生而即有的“不忍人之心”施之于社会政治中，于是就有了“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只要实行仁政，治理天下便可“运之掌上”。在孟子看来，推行仁政不仅富有成效，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之君王与古之“先王”一样，也都有仁爱、同情之心。孟子在游说齐宣王时，以宣王不忍杀牛衅钟而“以羊易之”，“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启发齐宣王扩充此仁心，即可“保民而王”（《梁惠王上》）。孟子将仁政寄托在君主的不忍人之心上，似天真、不切实际，如后人所批评的，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但孟子以仁心启发宣王，不过是一种进言的策略，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孟子提倡仁政，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相信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而在于坚信“民为贵”，认为民众的生命、财产是最为珍贵的，故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登上当时的政治舞台，要求统治者放下屠刀，实行仁政，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对于孟子而言，性善论只是实行仁政的可能条件，民本论才是其根本原因。故在《孟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另外一幕：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孟子从某人受人之托，照顾朋友的妻室儿女，却使其受冻挨饿；被任命为士师的高官，却不能管理好其下属，“则如之何”的一步步追问，意在提醒宣王注意，君主亦不过是受天之托来管理民众，如果“四境之内不治”，同样面临着“如之何”的问题。故在孟子看来，仁政绝不仅仅是君主的一种施舍、怜悯，而是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是其获得统治地位的理由和根据。而从“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表现来看，孟子的主张显然是宣王自己也无法完全否认的。
孟子通过总结三代“废兴存亡”的历史教训指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离娄上》）认为天子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全四海；诸侯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住社稷；大夫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住宗庙；士和庶人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全生命。他像孔子一样，一生中周游列国，游说魏、齐等国的君主，希望他们能效法尧、舜以及三代之王，“制民之产”，施行仁政，结束战乱，使人民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
尧、舜等圣人是人伦的极致，是君道、臣道的最高榜样。后世当效法尧、舜，“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而尧、舜所体现的君道、臣道不过就是仁而已。孟子又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上》）认为施行仁政不仅要有善良之心和好的名声（“仁心仁闻”），同时还应有一套具体、可供操作的制度。只有其中的一项，“徒善”或“徒法”，都是不能真正实现仁政的。只有“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也就是扩充不忍人之心，急民所急，想民所想，同时又“遵先王之法”，这样才能达到“仁覆天下”的效果。故在仁政的问题上，孟子不仅重人治，亦重法治，其所谓“法”主要是指“先王之法”或“先王之道”。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梁惠王上》）民众与士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了固定的“恒产”，才能有为善的“恒心”。如果没有“恒产”，人民生活陷入困顿，也就没有了“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所以先王、明君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设计相应的经济制度，使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同上）。具体讲，就是要“正经界”，均井田；“薄税敛”，“省刑罚”；“去关市之征”，废除市场税等。孟子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
“正经界”就是要明确土地的所有权，避免暴君污吏对人民土地、财产的侵夺，故孟子视其为“仁政之始”，认为是施行仁政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孟子承认人民的土地所有权而言，他是肯定土地私有的。但春秋战国以来出现的土地私有，虽然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富国强兵，也暴露出相应的弊端，国家聚敛无度，社会贫富分化，致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有鉴于此，孟子以恢复古代井田为名，提出了一个公有、私有相混合的土地所有模式，其具体内容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滕文公上》）在这个方案中，孟子既肯定了私田，也保留了公田。肯定私田，是为了鼓励生产，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保留公田，则是为了使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讲，“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强调首先要治好公田，然后才能治理私田。但就施行仁政而言，他更重视的是私田，要求每家都有“百亩之田”可从事生产，统治者“勿夺其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仁政、王道。人民有了“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后，国家还应“薄其税敛”，避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
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已较为繁荣，出现了集市贸易，孟子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反对统治者与人民争利，将其作为仁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市场，提供空地储藏货物却不征税，如果滞销，就依法收购不让其长期积压。对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对于耕田的人，实行助法而不征税。对于人民的住宅，不征收额外的税钱。这样，天下之民便会欣然归附，“如此，则无敌于天下”（《公孙丑上》）。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人的伦理生活高于物质生活，在“制民之产”，人民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便需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培养人民的向善之心。仁政、王道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富而教之”，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的和谐伦理社会。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统一已成为大的趋势，对此孟子亦持肯定的态度。孟子在回答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时，明确肯定“定于一”（《梁惠王上》），表明在孟子看来，只有统一才能实现天下的安定。但当时各国都将统一的方式寄托在暴力上，希望通过富国强兵、合纵连横统一天下，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言：“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则大义凛然，逆潮流而动，倡仁政，反霸道，“述唐虞、三代之德”，提出了“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公孙丑上》）
孟子主张用“以德服人”的“王道”统一天下，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也就是反对法家以严刑峻法驱民耕战，凭借富国强兵的实力和暴力来统一天下。因为前者符合人民的普遍利益，体现了对人民生命、财产和意志的尊重；后者则是从统治者的个人私利出发，是为了满足统治者个人的私欲，相反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灾难，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它虽可以称霸一时，但不可长久。孟子说：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
“弃于孔子者”即违背了孔子的价值原则，具体讲，就是违背了“民为贵”的价值原则。在孟子看来，孔子的精神就是“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认为人民的生命高于君主、天下之位，天下虽大，亦不能以牺牲民之生命为代价。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人道主义和价值理想，商汤、周文王实行仁政、王道，正体现了这种价值理想，而齐桓、晋文及当时之诸侯攻伐征战，违背了这一价值理想，“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孟子曾向齐宣王进言，称其试图用“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的方式，以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无异于是“缘木求鱼”（《梁惠王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只有实行仁政、王道，“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同上），才能真正统一天下。可见，仁政、王道不仅体现了“民为贵”的价值原则，同时还可以“得民心”，是富有成效、切实可行的。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
孟子以商汤伐桀，“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梁惠王下》），说明“仁人无敌于天下”（《尽心下》）。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公孙丑上》）基于这种认识，孟子甚至对《尚书·武成》篇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持怀疑态度：“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尽心下》）显然，孟子将正义战争理想化了，他的“以德服人”“仁人无敌”的思想在当时也不免受到“迂远”之讥。但孟子重视人民的力量，关心民众的疾苦，特别是将民众的生命、财产看作是最为珍贵的，认为任何统治者只有行仁政、王道，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才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统一天下，这种人道主义思想无疑是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的实际。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孟子
编著者：袁行霈 主编；梁涛 解读
定价：¥78.00（精装）；¥52.00（平装）
ISBN：978-7-5013-6254-7（精装）；978-7-5013-6229-5（平装）
出版时间：2017-09
开本：16开